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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神话都是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西文Phantasy(幻想)往往用作形象思维(Imagination)的同义词。)提问“怎样才算美”的朋友们未免有些谦虚。实际上这些朋友们每天都在接触到一些美的和丑的事物,在情感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甚至激动。例如一个年轻小伙子碰见一位他觉得中意的姑娘,他能没有一点美的感受吗?一个正派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看见正反两派人物的激烈斗争,不也是多少能感觉到美的确实是美,丑的确实是丑吗?在这种场合放过火热的斗争而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丑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吗?一个人如果不是白痴,对于具体的美和丑都有认识,这种认识不一定马上就对,但在不断地体验现实生活和加强文艺修养中,它会逐渐由错误到正确,由浅到深,这正是审美教育的发展过程。而现在有些人放弃亲身接触过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所谓“美的本质”。法国人往往把“美”叫做“我不知道它是什么”(Je ne sais quoi)。可不是吗?柏拉图说的是一套,亚理斯多德说的又是一套;康德说的是一套,黑格尔说的又是一套。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他们都可一分为二,各有对和不对的两方面。事情本来很复杂,你能把它简单化成一个“美的定义”吗?就算你找到“美的定义”了,你就能据此来解决一切文艺方面的实际问题吗?这问题也涉及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后还要谈到,现在只谈研究美学是要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事例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事隔四五十年,现在翻看这段自白,觉得大体上符合事实的,只是最后一句话还只顾到一面而没有顾到另一面。我现在(四五十年后的今天)相信:研究美学的人如果不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体球足球比分节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下,也是心理和生理的统一。它是内心生活(思想和情趣)的传达媒介。艺术家把应表现的思想和表趣表现在音调和节奏里,听众就从这音调节奏中体验或感染到那种思想和情趣,从而起同情共鸣。

体球足球比分在第三封信《谈人》里我已给略谈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以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现在不妨回顾一下,因为形象思维与此是密切相关的。什么叫做思维?思维就是开动脑筋来掌握和解决面临的客观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所以思维本身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思维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掌握具体事物的形象,如色、声、嗅、味、触之类感官所接触到的形式和运动都在头脑里产生一种映象。这是原始感性认识,有种种名称,例如感觉,映象,观念或表象。把从感性认识所得来的各种映象加以整理和安排,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这就叫做形象思维。把许多感性加以分析和综合,求出每类事物的概念、原理或规律,这是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这种思维就是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这就是有机观。这是伟大诗人从长期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不是从抽象概念中出来的。着重人的整体这种有机观,后来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信里还要详谈。为着跟上节奏,我们常用手脚去“打扳”,其实全身筋肉都在“打板”。这里还有心理上的“预期”作用。节奏总有一种习惯的模式。听到上一板,我们就“预期”下一板的长短高低快慢如何,如果下一板果然椅合预期,美感便加强,否则美感就遭到破坏。在这种美或不美的节奏感里你能说它是纯粹主观的或纯粹客观的吗?或则说它纯粹是心理的或纯粹是生理的吗?

另一个大家不常谈而我认为还必须认真详谈的就是必然和偶然在文学中辩证统一的问题。我是怎样想起这个问题的呢?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序言”里说过:“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足消去研究机缘。”“机缘”是我用来试译原文Hasard一个词,它本有“偶然碰巧”的意思,读到这句话时,我觉得很有意思,但其中的道理我当时并没有懂透。后来我读到恩格斯在一八九○年九月初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朱光潜在第3封信中说:“谈美,得从人谈起,因为美是一种价值,而价值属于经济范畴,无论是使用还是交换,总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因此,研究美绝不能离开人,美学是随同对人的研究而逐步展开的,认为研究人是打开美学殿堂的金钥匙。当然,对人的研究首先是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是把人当作一种物种来研究的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学来说,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艺术起源的问题。谷鲁斯和普列汉若夫谈艺术起源就是站在人类学角度,认为艺术起源于日常生活实践如吃饭穿衣、男婚女嫁等。近代,人又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心理学把人与外在事物的复杂的物质交换过程简化为由刺激到反应循环往复的过程,并把它分解为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三部分。早期心理学是附属于哲学的,哲学家大半看重认识而轻视实践,因此把心理学局限于从感觉神经到脑中枢那一环,至于从脑中枢到运动神经那一环,也就是从情感、思考和意志到行动那一环,则很少提起。十七、十八世纪还是一个不可知的秘密。各派心理学对人的研究虽然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但毕竟不能揭示人的全面本质。原因是他们都把人这个整体宰割开来成为若干片断,单挑其中一块出来,就像瞎子摸象,谁也说不清。这种“机械观”的研究方法源于牛顿的物理学。十九世纪以来,对人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学者摈弃了“机械观”,而采取了“有机观”的方法,后者来自生物学和有机化学。它与“机械观”不同,不是把人的心理功能看成可以任意拆卸与组合的零件,而是看成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有生命的整体。歌德就是持“有机观”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中的《从猿到人》就是在“有机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强调人与自然(我与物)的统一,而且也强调人本身全部身心两方面各种“本质力量”的统一,这个观点对于美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具有根本性意义。移情说的一个重要代表立普斯反对从生理学观点来解释移植现象,主张要专用心理学观点,运用英国经验主义派的“观念联想”特别是其中的“类似联想”)来解释。他举希腊建筑中的道苗式石柱为例。这种石柱支持上面的沉重的平顶,本应使人感到它受重压而下垂,而我们实际看到的是它仿佛在耸立上腾,出力抵抗。立普斯把这种印象叫做“空间意象”,认为它起于类似联想,石柱的姿态引起人在类似情况中耸立上腾、出力抵抗的观念或意象,在聚精会神中就把这种意象移到石柱上,于是石柱就仿佛耸立上腾、奋力抵抗了。立普斯的这种看法偏重移情作用的由我及物的一方面,唯心色彩较浓。体球足球比分很明显,阶级性也是在人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到了共产主义时代,阶级消失了,人性不但不消失,而且会日渐丰富化和高尚化。那时文艺虽不两具有阶级性,却仍必然要反映人性,当然反映的是具体的人性。所谓“具体”,就是体现于阶级性以外的其它特性,体现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具体人物和具体情节。

这个提法很好地解决了形象思维与文艺思想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提法,在当时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谈美书简》是朱光潜先生一生中所做的第二次美学理论综合,这次综合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第一次。朱光潜所做的第一次美学理论综合体现在《文艺心理学》中,是以克罗齐的直觉论为中心,将心理学派美学、联想主义美学和道德主义美学沟通起来形成三个互相联系的层次,未超出审美心理学的范围。朱光潜所做的第二次美学理论综合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中心,从人的本质开始,逐渐涉及到美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审美活动中的心理与生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喜剧与悲剧,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不仅包括审美心理学,而且涉及审美社会学和审美人类学。这次综合标志着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即由信奉尼采、克罗齐转变为信奉马克思主义。朱光潜在第7封信中主要从生理学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节奏感、移情作用和内模仿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值得重视的、需要重新加以评价和研究的。作者认为节奏是音乐、舞蹈和歌唱这些最原始也最普遍的三位一体的艺术所共同具有的一个要素。节奏不仅见于艺术作品,也见于人的生理活动。人体中呼吸、循环、运动等器官本身的自然而又有规律的起伏流转就是节奏。如果审美对象所表现的节奏符合人体的生理自然节奏,人就感到和谐愉快,否则就感到“拗”或“失调”,就不愉快。所谓移情就是指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作品)时,由于物我两忘而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上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我国的咏物诗词里大半都有移情因素,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移情是由我及物,而内模仿也是移情,不过侧重由物及我的一面。内模仿是从生理学角度讲的,主要代表是谷鲁斯。谷鲁斯以看跑马为例说,人看跑马时并不真正去模仿马的动作,但是他的心灵和肉体也都紧张着,确在“心领神会”地进行着模仿,而且享受着由这种模仿所引起的愉快。由此看出,内模仿具有游戏的性质,如果由于运动的冲动过分强烈,内模仿转变为行为的模仿,例如曾有一些少年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之后去模仿维特自杀,这就不再是美感了。朱光潜认为中国文论中的“气势”和“神韵”,画论中“气韵生动”都是凭内模仿作用体会出来的。中国书法往往表现出人格,颜真卿的字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刚正,风骨凛然;赵孟頫的字也象他的为人一样清秀妩媚,随方就圆。我们欣赏颜字,便不由自主地正襟危坐,模仿他的端庄刚劲;欣赏赵字便不由自主地放松筋骨,模仿他的潇洒婀娜的姿态。一、艺术典型作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所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在创作过程中究竟先从哪一方面出发,是从共性还是从个性?这也就是从公式、概念出发还是从具体现实人物事迹出发?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德国诗人歌德。他在一八二四年的《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中有一段著名的语录:

美是符合人类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历史规律及相应的理想的那些事物底,以其相关的自然性为必要条件,而以其相关的社会性(在有阶级的社会时期主要被阶级性所规定 )为决定因素。矛盾统一起来的内在好本质之外部形象特征,诉诸一定人们感受上的一种客观价值。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分,作为文艺流派和作为创他方法,是应该分别清楚的。作为创作方法,它适用于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作为文艺流派,它只限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的一个短暂的时间。过去西方常谈的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歌德就是一个著例。他在一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这样说过:高尔基曾指责批判现实主义“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出路”,出路何在?当然在革命。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时代,我还是坚信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是否随苏联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较好呢?我还没有想通,一,为什么单提现实主义而不提浪漫主义呢?二,如果涉及过去文艺史,是否也应在“现实主义”之上安一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的帽子呢?对这个问题我才开始研究,还不敢下结论。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请诸位也分途研究一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都参加的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人凭自己的活动作为媒介,来调节和控制他跟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自己也作为一种自然物质来对待自然物质。他为着要用一种对自己生活有利的方式去占领自然物质,于是发动肉体的各种自然力,例如肩膀、腿以及头和手。人在通过这种运动对自然加工改造之中,也就在改造他本身的自然 (本性),促使他的原来睡眠着的各种潜力得到发展,并且服从他的控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原始动物的本能的劳动,现在的劳动是由劳动者拿到市场上出卖的一种商品,和原始动物的本能劳动的情况已隔着无数亿万年了。我们现在谈的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劳动。蜘蛛结网,颇类似织工纺织;蜜蜂用蜡来造蜂房,使许多人类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是就连最拙劣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要高明,因为建筑师在着手用蜡来遗蜂房之前,就已经在头脑里把那蜂房构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期取得的成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已经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了。他不仅造成自然物的一种形态改变,同时还在自然中实现了他所意识到的目的。这个目的就给他的动作的方式和方法规定了法则 (或规律)。他还必须使自己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这种服从并不仅在一些零散动作上,而是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各种劳动器官都要紧张起来,此外还要行使符合目的的意志,具体表现为集中注意 (聚精会神)。劳动的内容和进行方式对劳动者[须有吸引力](注:括号中内容是为了读起来通顺而加入的。--引者),吸引力愈少,劳动者就愈不能从劳动中感到运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各种力量的乐趣,同时也就愈需要加强集中注意。

对现实主义文艺提供理论基础的有两种著作值得一提。一种是斯汤达尔的论文《拉辛和莎士比亚》(注:可参看王道乾的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这部著作被某些文学史家称为“现实主义作家宣言”,其实它的主旨是攻击新古典主义代表拉辛而推尊“浪漫型戏剧”开山祖莎士比亚的。他的名著《红与黑》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还很浓。另一种是实证主义派太纳的《艺术哲学》(注:可参看傅雷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太纳是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来研究美学的一位先驱,代表作是《论智力》,已为《艺术哲学》打下基础。他的基本观点是文艺的决定因素不外种族、环境 (即他所谓“社会圈子”)和时机三种。他还认为文艺要表现人类长久不变的本质特征,而人性中对社会最有益的特征是孔德所宣扬的爱。不过太纳的主要著作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才出版,他不能看作现实主义者预定的纲领。不但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如此,世界观的总倾向表现在一个文艺作家身上也是如此。它不是几句抽象的口号教条所能表现出的,要看他的具体的一言一行。一个作家总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他毕生生活经验、文化教养和时代风尚所形成的。它总是思想和情感交融的统一体,形成他的人格的核心。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风格就是人格”。例如就人格来说,“忠君爱国”这个抽象概念可以应用到屈原、杜甫、岳飞、文天详和无数其他英雄人物身上,但是显不出这些大诗人各自的具体情况和彼此之间的差异,也就不能作为评价他们的文艺作品的可靠依据。在西方,“人道主义”这一抽象概念也是如此。文艺复兴进代,法国革命时代,帝国主义时代,乃至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都宣扬或者肯定过人道主义,但是具体的内容意义各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文艺领域里反对教条和公式化、概念化,反对用概念性思想来指导、约束甚至吞并具体的形象思维。文艺作品要有理,理不是概念而是事物的本质或客观形势本身发展的倾向。还应指出,文艺不但要有理,而且要有情,情理交融的统一体才形成人格,才形成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这种情理交融的统一体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情致”(Pathos)。别林斯基在他的文艺论文里也发挥了黑格尔关于“情致”的学说。近年来苏联美学界和文艺批评界有片面强调理性而蔑视情感的倾向,我们也跟着他们走,有时甚至超过他们,这是应该纠正的偏差。提“倾向性”似比提“思想性”较妥,因为在决定倾向之中,情感有时还比思想起更大的作用。最显著的例子是音乐。“四人帮”肆虐时曾掀起过对“无标题音乐”的批判,因为据说“无标题”就是否定思想性。对此,德国伟大音乐家休曼的话是很好的驳斥:体球足球比分现实生活应该有表现的权利。诗人由日常现实生活触动起来的思想情感都要求表现,而且也应该得到表现。可是如果你脑子里老在想着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此外一切都得靠边站,一切思虑都得推开,这样就要丧失掉生活本身的乐趣。……结果所获得的也不过是困倦和精力的瘫痪。反之,如果作者每天都抓住现实生活,经常以新鲜的心情来处理眼前事物,他就总可以写出一点好作品,既使偶尔不成功,也不会有多大损失。(注: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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